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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Ezra F. Vogel

Nobody within the 20th century had a better influence on global background than Deng Xiaoping. And no student is healthier certified than Ezra Vogel to disentangle the contradictions embodied within the existence and legacy of China's boldest strategist-the pragmatic, disciplined strength at the back of China's radical financial, technolog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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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y two. [6-4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10月10日,頁221–220。 [6-46]SWDXP-2, p. sixty one. [6-47]SWDXP-2,54頁;《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5月24日,頁160–161。 [6-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3日,頁165。 [6-49]吉偉青:〈教育戰線推翻「四人幫」兩個估計前後〉,《炎黃春秋》,2003年第5期,頁40–42。關於鄧小平在1997年努力推動教育的概述,見夏杏珍:〈鄧小平與教育戰線的撥亂反正〉,《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4期,頁50–58。 [6-50]SWDXP-2, p. eighty five. [6-5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7日,頁166。 [6-52]《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8月1日,頁169。 [6-5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9日,頁167。 [6-5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8月4日,頁172–173;另見他在1977年8月8日的講話;英文版可見於SWDXP-2, pp. 61–72. [6-55]SWDXP-2, p. 82–83. [6-56]SWDXP-2, pp. eighty three. [6-57]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55–56;中央文獻研究室、湖南省委、湖南電視台:大型電視片《鄧小平十章》,第3集《破冰》(湖南電視台,2004)。 [6-58]SWDXP-2, p. eighty two. [6-59]第3集《破冰》。 [6-60]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56–77。 [6-61]程中原、王玉祥、李正華:《1976–1981年的中國》,頁57。 [6-62]這遵循了日本、南韓、臺灣和東亞各國的社會模式,那些地方的統一高考也起著類似作用。參見Ezra F. Vogel, Japan’s New heart type: The wage guy and His kin in a Tokyo Suburb (Berkeley: collage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pp. 40–67; Thomas P. Rohlen, Japan’s excessive colleges (Berkeley: collage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Denise Potrzeba Lett, In Pursuit of prestige: 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 “New” city heart classification (Cambridge, Mass. : Asia middle, Harvard collage, 1998). [6-63]SWDXP-2, pp. sixty four. [6-64]《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9月19日,頁204。 [6-65]他的很多思想在1977年8月8日有關教育和科學的講話中有闡述,見SWDXP-2, p. 61–72. [6-6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3),頁223–230。 [6-67]SWDXP-2, pp. 101–116. [6-6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年7月23日,頁164–165。 [6-69]對中央黨校和其他黨校的概述,見David Shambaugh, “Training China’s Political Elite,”The China Quarterly, no. 196 (December 2008): 827–844. [6-70]2006年8月對孫長江的採訪。另參見馬立誠、凌志軍:《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頁49–61。 [6-71]我在正文中用“Practice is the only real criterion for judging truth”,但更直接的翻譯應是:“Experience is the only real criterion for checking out truth”。 [6-72]2006年8月對孫長江的採訪;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Michael Schoenhals, “The 1978 fact Criterion Controversy,”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26 (June 1991): 243–268. [6-73]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107–108;Party background learn middle, comp. , background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ommunist get together: A Chronology of occasions, 1919–1990 (Beijing: overseas Languages Press, 1991), could eleven, 1978. [6-74]Schoenhals, “The 1978 fact Criterion Controversy,” 252–260; 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 [6-75]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122。 [6-76]沈寶祥:《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頁127–12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8年7月22日,頁345–346。 [6-77]馬立誠、凌志軍:《交鋒》,頁41。 第7章 三個轉折點: 1978 在日本,推動國家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歷史轉折點是「岩倉使團」。從1871年12月到1873年9月,明治政府的51名官員乘坐輪船和火車,考察了15個不同的國家。這個考察團由當時已是明治政府最高官員之一的宮廷右大臣岩倉具視率領,隨行官員來自日本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門:工業、農業、採礦業、金融、文化、教育、軍事和治安。岩倉使團離開日本的時候,日本基本上仍是一個封閉的國家,日本人對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但是,這些官員考察了各國的工廠、礦山、博物館、公園、股票交易所、鐵路、農場和造船廠,這令他們眼界大開,認識到日本不但要引進新技術,還要引進新的組織和思維方式,唯此方能改造自身。這次出訪,讓使團成員意識到日本與先進國家相比的落後程度是如此之大,也對如何進行變革形成了共識。這些官員沒有因所見所聞而沮喪,反而在回國後充滿幹勁。他們對日本的前景躊躇滿志,並且熱衷於向海外派出更多使團進行更細緻的考察。 中國派出的官員考察團,沒有一個像岩倉使團那樣考察了如此長的時間,但是從1977年到1980年,很多次由高層官員分別進行的考察訪問,也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了類似的影響。鄧小平在1975年開創性的五天訪法之行為中國樹立了一個先例,當時陪同他的有負責工業、交通、管理和科技的高層幹部,他們分別對各自的領域進行考察。鄧小平回國後對出國考察的益處深信不疑,開始鼓勵另一些考察團出國。他批評其他幹部不明白中國有多麼落後,並堅信走出國門能打開他們的眼界。華國鋒曾率團出訪過東歐,回國之後也成了派團去現代國家考察的支持者。 過去幾百年裏,中國人也曾去過西方,並為中國帶回了新思想。例如,19世紀的翻譯家王韜從倫敦回國後,曾著文大力推崇中國可以從西方現代化中學到的東西。[7-1]相比之下,1970年代末的特點在於,身居要職的幹部們一起出國考察,並且在鄧小平和華國鋒的堅定支持下,他們得以大規模地採用所學到的東西。 鄧小平訪法歸國和毛澤東去世之後,將出國願望壓抑已久的幹部們終於有了新的機會。多年來一直告誡群眾資本主義如何悲慘的官員們,開始爭先恐後地親自去看看資本主義國家。已退休的老幹部也爭相走出國門,把這當作對他們多年獻身於共產主義和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補償。在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後,出國考察的安排工作已經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到1978年這些準備工作完成後,很多高級幹部第一次有了出國考察的機會。這一年裏有13名副總理一級的幹部出訪約20次,共訪問了50個國家。[7-2]數百名部長、省長、第一書記及其部下也加入了出國考察的行列。同日本的岩倉使團一樣,他們回國之後也對所見所聞異常興奮,對國家的前景躊躇滿志,並且打算派更多的考察團進行細緻的考察。 鄧小平在1978年底總結出國考察的作用時高興地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去國外看了看。看得越多,就越知道自己多麼落後。」[7-3]在他看來,這種對落後的認識是使改革獲得支持的關鍵因素。因此,1978年12月2日,他告訴那些為他起草啟動改革開放政策講稿的人:「基本的要點是,必須承認自己落後,我們的很多做法都不對頭,需要加以改變。[7-4]出國考察使很多高層幹部更加相信鄧小平的看法是正確的:中國必須改弦易轍。 1978年中國所派出的最高級別的代表團,是當年春天組織的四個考察團,他們分別去了香港、東歐、日本和西歐。從1978年3月9日到4月6日,以中聯部副部長李一氓為團長、喬石和于光遠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出訪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7-5]他們考察了工廠、農莊和科技部門,回國後就中國可以採用的做法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7-6]但更加重要的是,這次訪問之後,中國領導人不再把南斯拉夫稱為「修正主義」——這是毛澤東批判脫離正確道路的社會主義國家時使用的駡名。中共領導也同南斯拉夫共產黨恢復了關係。[7-7]這些變化擴大了中國能夠考慮的改革範圍;現在可以借鑒東歐的改革經驗,不會再被指責為思想不純了。 國家計委和外經貿部的幹部於1978年4月至5月訪問香港,評估了它在金融、工業和管理方式領域幫助中國發展的潛力。這些幹部探討了在臨近香港邊境的廣東寶安縣建立出口加工區的可能性。這種加工區從國外運進原料,用中國的勞動力進行加工後重新出口,既無關稅也不受任何限制。沒過幾個月,國務院就正式批准建立這個加工區,這就是後來的深圳經濟特區。當時廣東存在著實際的治安問題: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年輕人逃往香港。鄧小平1977年視察廣東時有人向他談到這個問題,鄧小平說,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鐵絲網和邊境哨所強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發展廣東經濟,這樣年輕人就會覺得沒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謀生了。 國家計委的代表團從香港回來後,1978年5月北京成立了一個國務院下屬的港澳事務辦公室。外經貿部副部長李強也在1978年12月訪港,以加強北京和港英政府的關係。他在香港期間促請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採取措施,使香港在中國的現代化中發揮重要作用。他還邀請麥理浩訪問北京。在國務院官員訪港之前,香港與大陸的交往受到很大限制,這次訪問為使香港成為向中國輸入資本和全球經濟發展知識的主要渠道鋪平了道路。 中國領導人對日本感興趣,不僅因為它是獲得現代工業技術的來源,還因為它提供了管理整個現代化過程的成功戰略。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相當於上海市副市長)林乎加率領的代表團於1978年3月28日至4月22日訪問了日本,代表團成員來自國家計委、商業部、外貿部和中國銀行。日本的特殊意義在於,它成功地克服了中國當時面對的類似難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日本經濟一片蕭條,但在戰後強大的中央政府領導下,日本經濟迅速進步,很快就趕上了西方。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也從經濟管制、中央計劃經濟、配給制和價格管制的戰時經濟,轉向更加自由和更有活力的民間經濟,其中消費產業是工業成長的主動力。 林乎加的代表團甫一回國,就向政治局彙報了二戰後日本的經濟進步:日本人大膽引進國外技術,利用外資,大力推動教育和科研。林乎加的考察團彙報說,日本政府和工商界都願意提供援助和技術,幫助中國的發展。代表團推薦了各種項目,其中包括建設一個千萬噸級的鋼鐵廠。儘管由於此後中日關係惡化,中國政府降低了日本對中國振興的影響力,但這個代表團以及稍後鄧小平10月的訪日,使日本在資本、技術和工業管理方面對中國作出了實質性的貢獻。 在1978年的所有出國考察中,對中國的發展影響最大的是谷牧所率領的考察團於1978年5月2日至6月6日對西歐的訪問。它和1978年11月的中共十一大以及同年12月的三中全會一起,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個轉折點。 谷牧的出訪和四化建設務虛會:1978年5–9月 在中國的經濟領導人中,谷牧的地位僅次於李先念和余秋里。從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他率領一個高級代表團訪問了歐洲五國——法國、瑞士、德國、丹麥和比利時。代表團成員在出國前聽過簡單的情況介紹,但他們對西方都瞭解甚少。這些備受尊敬的幹部們在歐洲的所見所聞和所學習到的東西,以及他們回國後在國務院座談會上為中國勾畫的新圖景,使得這次考察產生了不同尋常的影響力。鄧小平在1975年對法國的五天訪問側重於外交關係,只短暫考察了企業。與此不同,谷牧的訪問為期五周,成員包括來自各個專業的幹部,他們深入考察了對中國有用的技術和觀念。谷牧回憶說,出行前夕鄧小平在接見他時指示說,要「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問題⋯⋯也看看他們的經濟工作是怎麼管的。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7-8] 谷牧代表團的20名成員是由華國鋒指定的。[7-9]出訪成員中至少有六名部級幹部,包括農業部和水利部副部長,還有廣東省省委書記。就像岩倉使團成員一樣,之所以選定這些官員是希望他們回國後領導不同的經濟部門。[7-10] 谷牧副總理是個經驗豐富、廣受尊敬的經濟幹部。1954年他從上海調到北京擔任建委副主任後,一直是經濟工作的最高領導人之一。在文革期間,他是僅次於李先念和余秋里的「業務組」領導人,為經濟工作提供全面領導。他不但抓經濟計劃,而且分管科技。鄧小平最初因谷牧在文革中得到重用而對他有所懷疑,但是看到谷牧是個幹練而務實的幹部,並支持現代化,鄧便很快打消了疑慮。谷牧與復職的老幹部和文革中發跡的人都能搞好關係。事實上,谷牧受到如此的尊重,在從歐洲考察歸來後,他就被委以指導促進外貿和發展經濟特區的重任。 谷牧的考察團動身時,中美關係能否正常化仍然懸而未決,但是中國與考察團出訪的五個歐洲國家已經實現了正常邦交,這些國家在1970年代都曾派出高級代表團訪華。因此,當中國的第一個國家級代表團出訪這些歐洲主要國家時,谷牧一行也得到了最高規格的接待。除了比利時駐京大使有病在身,其他四國駐華大使都飛回本國,陪同中國代表團訪問他們各自的國家。[7-11] 由於中國剛開始走出冷戰的思維模式,谷牧代表團的成員以為他們會被當作敵人看待。雖然有出國之前為他們準備的情況簡報,但東道主的友好和開放還是讓他們吃驚。當時中國的大多數工廠等設施都是保密的,甚至對一般中國人也不開放,因此對於歐洲人願意讓他們參觀工廠、辦公樓、商店和幾乎所有其他設施,他們無不感到詫異。[7-12] 考察團訪問了五個國家的15個城市。他們參觀港口,乘坐汽車、輪船和火車旅行。他們考察了發電廠、農場、工廠、商場、研究所和生活區。考察團在一些訪問中分成小組,總共考察了80個不同的地點。[7-13]他們一路聽取情況介紹,收集各種資料。[7-14]他們的重點是經濟事務,因此會見最多的是經濟專家,但他們也會見了外交官、政治家和軍官。他們考察了製造硅片、光學儀器和化學製品的工廠。他們幾乎沒有觀光時間,但還是訪問了馬克思的故鄉特里爾,在考察德國資本主義成就的同時,也向共產主義的起源地表達他們的敬意。[7-15]這些國家的機械化和自動化水平以及工人的整體生產效率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瑞士的發電廠用計算機進行管理,戴高樂機場則用電子設備引導飛機起降,這些情景令他們震驚。而在不來梅港,中國代表團第一次見到被吊運到貨船上的集裝箱。這些國家的農業生產率之高也超出了他們的想像。就像幾年前的鄧小平一樣,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中國需要專心學習科學技術。[7-16] 考察團的成員本來以為會看到工人受剝削的證據,然而這些國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讓他們大跌眼鏡。廣東省省委書記王全國在總結考察印象時說:「這一個月多的考察讓人大開眼界。⋯⋯所見所聞使我們每個人都感到吃驚。我們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原來以為資本主義國家是落後腐朽的,走出國門一看,才知道完全不是那麼回事。」[7-17]歐洲人願意向中國提供貸款和現代技術,也讓代表團成員大感意外。僅僅在一次宴會上,在座的一群歐洲人就宣佈準備提供多達200億美元的貸款。[7-18]他們還驚奇地看到,歐洲國家允許地方政府自主管理財政和徵稅,並對當地事務作出決策。代表團回國後認為,中國的財政過於集中,沒有給黨的地方領導人留出足夠的工作空間。[7-19] 谷牧的代表團回國後,根據安排立刻向政治局會議彙報了出訪情況。會議由華國鋒主持,於下午3點召開。政治局委員們是如此之興奮,他們決定晚飯後繼續討論,會議一直持續到夜裏11點才結束。[7-20]他們聽過谷牧的彙報後,才知道中國與外部世界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一些中國領導人有些懷疑對西方情況的彙報,但他們瞭解並尊重谷牧代表團的成員,知道這些人是可信的。由於多年來懼怕西方,他們對歐洲人熱情好客的開放態度、以及提供貸款和技術的意願更是感到吃驚。谷牧知道他的同事們對資本家抱有疑慮,他解釋說,歐洲人願意投資是因為他們的工廠開工不足,因此想把產品和技術賣給中國。谷牧提出了外國人能夠幫助中國改進生產的一些可能方式——補償貿易、合資生產和外國投資,並且建議說,所有這些可能的方式都值得仔細研究。為了打消對谷牧在彙報中有所誇大的顧慮,最熟悉國外發展狀況的老幹部——葉帥、聶榮臻和李先念——都稱讚谷牧的介紹既客觀又清楚。這次彙報給政治局成員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一致同意,中國應該抓住機遇,立即行動起來。[7-21]既然其他國家能夠引進資本和原料從事出口商品加工,「我們為什麼不可以?」[7-22] 在此後的十幾天裏,代表團把彙報材料整理成正式的書面報告,於6月30日提交政治局。鄧小平因為聽力不好,沒有參加政治局會議,而是單獨接見了谷牧。他在見面時說,中國應當根據谷牧的所有建議,盡早採取行動,包括向國外借款。[7-23]中國領導人決定首先集中力量抓紡織業,因為中國的布匹十分短缺,購買任何布料都要憑票。增加布匹的供應,可以向外界迅速展示對外開放的價值,進一步獲得對改革開放的支持。況且由於糧食短缺,難以通過迅速擴大棉花種植來增加衣物的供給。因此谷牧主張抓緊引進化纖工廠,這樣可以生產所需的合成纖維,就像日本、臺灣、南韓和香港一樣,用紡織和服裝業推動中國輕工業的起飛。[7-24] 谷牧的出訪使中國有了和資本主義國家開展合作的新願望,但這不僅需要重新考慮具體的產業計劃,而且要改變政府的規章制度,以便外國企業來華經營。西方資本家是否會利用中國對國際慣例的無知,佔中國的便宜?這樣的疑慮並未消失,但中國的領導人仍然大步前進。他們思考涉及所有經濟領域的新問題:允許哪些中國企業跟外國人打交道?如何防止外國人佔它們的便宜?如何將外貿融入中國的計劃體制?如何決定哪些地方和單位可以接受貸款和技術? 明治時期的日本有寬鬆的時間,岩倉使團用了十多年才出版了21卷《殖產興業建議書》,作為產業發展的指南。與之不同,谷牧出訪之後的幾周之內,代表團就完成了報告,中國領導人立即組織了相關單位對考察的內容進行討論。 報告完成後,國務院立刻召開了四化建設的務虛會。會議從1978年7月6日一直開到9月9日,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機會引進西方技術和資本。在開幕式上,谷牧做了關於他們考察過程的長篇報告,並談了自己的一些印象。[7-25]會議由當時主管經濟的最高領導人李先念主持。與會者被告知,不要專注於過去的錯誤,要思考國家在未來應當做些什麼。鄧小平因為正忙於教育、科技和外交工作,沒有出席會議,但他一直看會議簡報,並在看過會議總結報告的草稿後提出了修改意見。[7-26] 不同於與會者被關在賓館裏數日的工作會議,務虛會在兩個月裏開了23次上午會。一向很少參加國務院會議的華國鋒認為這些會議很重要,因此參加了其中的13次。[7-27]會議當日的下午幹部們回各自單位彙報上午的討論,並準備其單位對會上所提問題的書面回覆。務虛會讓60名主管經濟的部委代表介紹各自單位的整體工作和計劃。這樣一來,各單位能夠瞭解其他單位的想法,但又不必對具體分配和生產指標進行爭論——這些細節將在以後的計劃會議上討論。 曾在中國幾乎對外隔絕的時期領導著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在9月9日的閉幕會上宣佈,中國已進入對外開放的新時期。他在務虛會的總結報告中說,中國不能再維持封閉的經濟,為了加快發展,必須利用當前的有利條件,引進外國技術、設備、資本和管理經驗。李先念進一步指出,如果中國人能夠充分利用現在的有利條件,中國的現代化可以在20世紀取得重大進展。他宣佈,為達到這個目標,從1978到1985年要進口價值180億美元的貨物和設備。[7-28] 在1978年的夏天,參加務虛會的人剛剛開始瞭解全球經濟體系,中國還未準備好進行市場化試驗。但是在相對寬鬆的氣氛下,與會者得以提出將在未來20年不斷被討論的所有重大問題:市場、放權、價格、外貿、微觀和宏觀管理等等。其中最緊迫的兩個問題是:中國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擴大外貿和外國人的作用?如何既能調動個人、地方和外國人的積極性,又能保持對全國計劃經濟體制全面的控制? 在務虛會的討論中所形成的對未來十年的展望,反映出谷牧出訪帶來的樂觀主義和興奮情緒。有些設想——例如,中國可以用出口石油的錢為進口新工廠設備買單——後來被證明完全不切實際。在前所未有的機會的鼓舞下,雄心勃勃但缺少經驗的幹部們要為國家搶回失去的20年的願望不免超出了能力所及。不過,儘管存在過度樂觀的傾向,務虛會的幹部們並沒有放棄政府管制。外國人仍然不能不受限制地進入中國的經濟;外國人與中國的經濟交往要通過與外貿有關的特定政府部門,由這些部門中會講外語、對外國人有一定瞭解的幹部來維護中國的利益。 在務虛會期間,樂觀的與會者自然無意聽取陳雲——他代表了一批冷靜謹慎的幹部——所說的話。陳雲自1962年受到毛的排擠後一直沒有官職,但是沒有人比他更清楚盲目樂觀的大躍進給經濟造成的破壞,當時也沒有人能比他更敢於給樂觀情緒潑冷水。務虛會臨近結束時,陳雲得知務虛會上的一些發言後,對自己的老部下李先念說,會議應該延長幾天,聽一聽不同意見。[7-29]陳雲說:「從外國借錢是對的⋯⋯但一下子借這麼多⋯⋯我們管不好。有些同志只看到外國的情況,沒有看到我國的現實。我們的工業基礎沒法跟人家比,我們的技術能力也趕不上人家。他們只看到我們可以借錢⋯⋯如果不注意平衡,只依靠國外貸款,這樣做是不行的。」[7-30]但是與會者都想大幹快上,華國鋒沒有延長會期聽取其他的觀點。 鄧小平沒有參加務虛會,但他一直在看會議通報,對樂觀情緒也未給予限制。當聽說決定借價值180億美元的技術和設備時,他隨口說道:「怎麼不借800億?」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務虛會兩個月前曾與鄧小平見過一面,他準確地觀察到了鄧小平當時的心情(見第11章),他對卡特總統(Jimmy Carter)說,鄧小平很著急。 點燃星星之火:1978年9月13–20日 當年毛澤東謀劃點燃中國革命時,曾寫下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與此相對應,胡耀邦說,鄧小平的東北之行(1978年9月13日至19日)也點燃了將使中國發生巨變的星星之火,而這些變化就反映在當年秋天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7-31]或許他還應再加上一句,這些變化也包括鄧小平登上頭號領導人的位置。鄧小平自己後來回憶說,他去各地為改革開放計劃「點燃星星之火」有三個重要時刻。第一次是1977年11月在廣州,他與葉劍英接見解放軍和地方幹部時,讓他們搞活廣東經濟。[7-32]第二次是1978年2月出訪緬甸和尼泊爾時在四川停留,當時他與趙紫陽見面,討論了農村和城市改革問題(在四川時,他曾嘲笑那些說農民養三隻鴨子是社會主義,養五隻鴨子就是資本主義的人。[7-33]鄧小平說,這種抱著僵化教條不放的人應該開開竅,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第三次便是這次他出席北韓勞動黨建黨30周年慶典後歸途中的東北之行。 在最後這次點燃星星之火的東北之行中,鄧小平在東北三省(黑龍江、吉林和遼寧,日本人舊稱「滿洲」)停留了數日,隨後又去了唐山和天津。他在這些地方呼籲更大膽地脫離毛的思想,不要囿於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鄧小平去東北時,三個月前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和「兩個凡是」之間的爭論剛剛熱起來。就在鄧東北之行的幾周前,華國鋒的宣傳部長張平化去東北各地視察,要求幹部擁護「兩個凡是」。(後來鄧小平在三中全會上獲得更大權力後,張平化成為了最先被他撤職的幹部之一,由胡耀邦取而代之。)因此,鄧小平的東北之行其實是回應張平化意見的一種方式,他要鼓動人們在支持改革開放上作出更大膽的努力。由於華主席控制著北京的宣傳機器,鄧小平為了避免引起直接衝突,在北京時說話比較謹慎。但是在北京之外,他可以向更多的人講話,言論上也較少保留。而且他這些非正式的講話不必通過正式講話的批准程序。鄧小平在講話中沒有直接批評汪東興,但他確實批了「兩個凡是」,支持了「實踐標準」,這等於間接地批評了華國鋒的班子。中國那些有政治頭腦的幹部們認為,鄧小平贊成「實踐標準」,反對「兩個凡是」,是為自己在與華國鋒競爭黨內最高領導職務中爭取更多支持。他選擇在東北開始點火自有道理,因為這裏是他的支持者的根據地——遼寧的任仲夷、吉林的王恩茂和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都最先宣佈支持「實踐標準」。 在吉林省黨員幹部大會上,鄧小平批評了鼓吹「兩個凡是」的人,說他們沒有領會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鄧小平說,馬列主義並沒有告訴中國革命者要農村包圍城市,毛澤東能在軍事上取得成功,是因為他使馬列主義適應了當時的具體情況。鄧小平說,同樣,當外國人拒絕賣貨物給中國時,發展外貿的條件還不成熟,但現在與外國改善經濟關係的條件已經變得有利了。「四人幫」也許會把跟外國人改善關係說成「賣國」,但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的正確方式,正是適應這些變化,促進對外貿易。[7-34] 鄧小平在遼寧時說,中國的領導人,包括他本人在內,必須承認我們辜負了十分有耐心的中國人民。深諳政治複雜性的人都聽得懂鄧小平的言外之意,所以鄧無需再講下面的話:「當『我們』辜負了人民群眾,誰應該對此負責?是誰不願作出改變來糾正錯誤?是誰相信凡是毛說過的話都是正確的?」他還指出:「我國的制度⋯⋯基本上是從蘇聯照搬過來的。它很落後,只解決表面問題,造成機構重疊,助長官僚主義。⋯⋯如果不能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更快,就無法證明我們的制度的優越性。」不難斷定,鄧小平認為,在改變體制、為經濟增長打下堅實基礎方面,華國鋒做得不夠。 鄧小平在東北期間還要鞏固他在軍隊中獲得的支持。東北級別最高的軍事首長、瀋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曾是鄧小平在二野的部下。鄧小平視察工廠、農村和部隊時,他一直陪伴在左右,因此兩人有很多機會交談。[7-35]不過,鄧小平對海軍第一政委——常來旅順大連港視察的蘇振華上將——的個人忠誠有所擔心。蘇也曾是鄧小平在二野的部下,但他並沒有表現出足夠的忠誠——1976年幹部們被要求批鄧時,他對鄧的批判在鄧小平看來超出了必要的程度。1978年4月湛江港一艘驅逐艦發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死亡,鄧小平認為蘇振華——他是中國海軍最高級別的領導和軍隊在政治局的代表——要對此事負責。蘇振華在受到鄧的批評後不久得到通知,華國鋒從北韓訪問回國時將在東北停留。他知道鄧小平與華國鋒的對立,又對自己挨批心中不快,於是想在大連舉行一次有120艘軍艦參加的海軍檢閱,作為歡迎華國鋒到來的儀式。在獲悉蘇振華要用這種排場支持華國鋒後,鄧小平勃然大怒,他利用自己對軍隊的影響力取消了這次檢閱。鄧小平在視察東北期間,要確保軍隊中沒有人再支持華國鋒。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在視察期間和自己過去的忠實部下李德生密切合作。 鄧小平一再對他的聽眾說,要結束對「四人幫」的批判,要把工作重心轉向增加生產需要做的事情。鄧小平已經準備好為增加生產而工作,而聽他講話的人也可以肯定他決心承擔起更大的責任。 中央工作會議:1978年11月10日–12月15日 在中共的官方歷史中,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被稱為開始實行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的會議。其實,三中全會僅僅是正式批准了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會議上經過熱烈討論後形成的決定。召開工作會議時距離毛澤東去世和「四人幫」被捕已經兩年,對各種觀點都可以重新展開討論,人們不必再擔心被指責為對毛澤東不敬。會議臨近結束時,鄧小平稱讚這次會議說,它標誌著我們黨又恢復了暢所欲言的民主討論傳統。他說,這是自1957年(當時的「雙百方針」鼓勵自由表達)以來黨的會議上最好的討論。[7-36]有人認為,它是自1945年中共七大以來最好的會議,還有人認為,它是自1941年至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最好的一次會議。[7-37] 中央工作會議是由華國鋒主席召集的。在他最初的講話中,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他意識到這次會議將對他本人意味著什麼。他在11月10日宣佈開會時說,會議的主要議題是農業和1979年至1980年的國家發展計劃,還要繼續討論國務院四化建設務虛會的內容。他的會議計劃,與鄧小平一年前在廣東軍隊會議上倡議的完全一致:結束對「四人幫」的批判,集中精力搞四個現代化。但是會議開始兩天之後,華國鋒的會議計劃卻被更廣泛的政治討論打亂了。 華國鋒和鄧小平都不曾料到,政治氣氛會發生如此徹底而迅速的改變。鄧小平在幾周前就為會議準備好了講話提綱,並安排胡喬木和于光遠幫他作了充實。[7-38]但是11月14日他訪問東南亞歸來後,聽說北京的氣氛已變,又讓他的筆桿子為他寫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講話稿。[7-39] 葉帥很快意識到環境的變化已經大大削弱了對華國鋒的支持度。11月11日,他與華國鋒談話,勸他準備一篇講話,表示他也接受這些變化。關鍵的戲劇性一幕發生在11月11日到25日之間。當鄧小平15日開始參加工作會議時,會議的焦點已從經濟轉向政治,而政治風向變成開始批判「兩個凡是」。一些黨內老領導後來評價說,就像遵義會議是毛澤東成為黨主席的轉折點一樣,這次工作會議是鄧小平崛起的一次決定性事件。[7-40] 參加這次工作會議的共有210名中共最高層幹部。與會者中有很多黨政軍大員,包括中央各分支機搆的負責人、各省級單位黨委的兩名最高領導和一些退居二線的德高望重的老幹部,還包括一些能夠提供宏觀理論視野的黨員。華國鋒在致開幕詞時宣佈,會議原計劃開20天,但也許要開得更長一些。最後,會議一直開了36天。與會者們把自己關在從中南海步行即可到達的京西賓館,因此討論在晚上、週末和正式會議之外都可以繼續進行。[7-41]會議的形式——包括全體大會和分組會——以及把與會者關在賓館中的做法,都與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的規定和方式一樣,但是在上次會議的20個月之後,政治氣氛已全然不同。 這種會議的形式便於所有與會者參與。除了四次全體會議之外,與會人員按地區分為六個組(華北、東北、華東、中南、西南和西北)。各組的與會者都要發表自己的意見,每天會有一份各組的會議簡報分發給全體與會者。當某一分組要把它的觀點寫入報告時,成員以舉手表決方式作出決定。[7-42]鄧小平像政治局的其他常委一樣,沒有參加分組會,但他每天都密切關注著會議的報告。[7-43] 華國鋒在會議開始時就意識到,很多與會者不滿於「兩個凡是」和對1976年「四五」運動示威者的嚴厲批判,不滿於他不願為更多文革中挨整的老幹部平反。[7-44]「四五」事件是個特別棘手的問題,華國鋒已經作出的調整仍不足以使眾多參會者滿意——他早在1977年3月的上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就承認,4月5日去天安門廣場的大多數人都是為了悼念周恩來,然而,這次示威仍被貼著「反革命事件」的標籤。1978年11月的大多數與會者對這種不公正的做法感到氣憤。[7-45]儘管華國鋒再次表示,鄧小平沒有參與「四五」事件,但很多老幹部認為,正是由於這個事件,鄧小平才被再次打倒並為華國鋒所取代。因此對該事件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鄧小平的評價,很多人堅持要對它重新評價,把它定性為一場「革命運動」。[7-46] 華國鋒在最初的講話中著重於四個現代化,希望以此迴避政治分歧,只討論已經達成高度共識的經濟問題。華國鋒在開幕式上的講話是精心準備的,為安撫他的批評者作了相當大的讓步。他完全不提「兩個凡是」。在說明了會議日程之後,他明確表示準備接受外國的貸款、技術和商品,將其作為經濟計劃的一部分,而這些都是毛澤東不曾准許的。他沒有直接否定政治運動,但是他說,他曾慎重考慮過是否發動一場自上而下的對全社會進行動員的運動,但最後認為這要花費很多時間和精力,還不如用來解決國家面臨的緊迫問題。華國鋒還對與會者表示,他曾經指示在批判大會上不應當遊街。[7-47]很多希望推進改革、加快老幹部復出的與會者也承認,儘管華國鋒沒有直接批判文革和階級鬥爭,但他為結束這些運動裏最惡劣的暴行作出了很大努力。在這一點上,鄧小平也很難不贊同華國鋒講話的主調。 在11月13日下午召開的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當紀登奎副總理就農業問題發言時,華國鋒在表面上控制住了局面。大多數與會者都曾有過負責農村基層工作的經歷,親眼見證過大躍進後的饑荒。雖然中共是依靠農民的支持才得以上台執政,但與會者深知由於政策失誤,造成了數千萬農民被餓死,嚴重的糧食短缺仍在繼續,寶貴的外匯需要用來進口糧食。參加會議的領導人面對忍饑挨餓的農民和六神無主的基層幹部,不得不處理這些災難造成的後果。儘管中共把犯下這些令人痛心的錯誤的主要原因歸咎於林彪和「四人幫」,它仍難以免除施行這些惡劣決策的責任。幹部們越來越願意私下說出當時還不便公開講的話:毛澤東要承擔部分責任。[7-48] 在這種背景下,紀登奎的講話讓與會者感到農業政策的制定又恢復了誠實坦率的作風。他擺脫了毛澤東時代那種浮誇吹牛、盲目樂觀、空話連篇的語言,坦率而全面地強調了問題的嚴重性。他承認,國家的農業政策變化太快,難以預期,常常不符合各地的情況。與會者知道黨必須解決仍然存在的糧食短缺問題,紀登奎提議,為了解決農業問題,要增加農業投資,改善種子和化肥供應,將農民可用的貸款數量翻一番,把糧食收購價提高30%。[7-49] 但是,紀登奎的開放態度和華國鋒的安撫姿態,卻不足以平復對華國鋒的不滿。很多與會者認為,華國鋒已不再能提供黨所需要的最高領導。例如,會議開始後不久,中南組的與會者就一致宣佈,他們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7-50]11月11日,即會議的第二天和分組討論的第一天,很多與會者就群起反對華國鋒和汪東興阻撓進一步開展平反工作的做法。他們要求為那些已故的備受尊敬的幹部正名,並讓自己過去的同事恢復工作。 11月11日,三位威信很高的幹部,陳再道、李昌和呂正操,在他們的小組中發言,要求為更多的人平反。這一天結束時氣氛變得十分緊張。葉帥在當天勸告華國鋒說,要麼接受已經變化的政治情緒,要麼做好被人拋在後面的準備。[7-51]華國鋒很清楚自己別無選擇。包括他在內的所有與會者都知道,赫魯曉夫在1964年是如何被布列茲尼夫等人領導的政變趕出了領導層。 11月12日又有九人在分組會上發言,要求為華國鋒和汪東興此前拒絕糾正的冤案平反,其中最有影響的人是陳雲。有的會議紀錄錯誤地認為,是他那篇由胡喬木潤色的講話改變了會議的氣氛,其實在他講話之前氣氛已經發生了變化。在他之前,已經有人在小組討論裏提出了這一點。不過,陳雲的發言利用人事紀錄,確實提供了全新而詳盡的材料。陳雲做人事工作幾乎可以追溯到40年以前,這使他的發言更有份量。他在東北組的發言中,否定了華國鋒把經濟問題作為重點的做法。他反駁說,為了調動幹部的熱情做好經濟工作,黨的當務之急是處理好懸而未決的政治分歧。具體而言,受到錯誤批判的五類人,必須還他們以清白:   (1) 以薄一波為首的在文革中受到批鬥的61人「叛徒集團」;[7-52]   (2) 在1940年中組部決定中所提到的那些被錯定為叛徒的人,應予恢復黨籍;   (3) 1937年入獄的陶鑄、王鶴壽等人,他們被毫無根據地定為叛徒;   (4) 已故的彭德懷元帥,應當為他恢復名譽,將他的遺體安葬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5) 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門事件,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陳雲還說,康生在文革中整了很多黨的傑出領導人,斷送了他們的前途和生命,雖然他已經去世,但仍應該為自己的錯誤承擔責任。[7-53] 不難想像,陳雲是帶著某種情緒講話的:他的怨氣很深。這尤其是因為,華國鋒沒有重新安排他擔任要職,而且汪東興拒絕印發他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關於應當讓鄧小平復出的講話。但是他並非唯一帶著強烈情緒發言的人,在所有的小組中,發言者們長久受到壓抑的怒氣都噴湧而出,他們強烈反對華國鋒和汪東興阻撓那些被冤枉的好幹部回來工作。發言者能夠對那些仍沒有獲准恢復工作的人感同身受,因為很多人都瞭解受到凌辱和肉體摧殘是怎麼一回事。在所有六個小組中,發言者一個接一個要求為受迫害的幹部平反昭雪,並要求譴責已故的康生——他對許多人的死亡負有責任,而且,他的前秘書李鑫甚至當時仍在協助汪東興阻止平反冤案。正是這種情緒,使人們對汪東興乃至華國鋒的不滿越燒越旺。 中央工作會議進行的前幾天,會議氣氛就已經反映在了承擔著維護北京治安責任的北京市委的行動中。林乎加在10月9日成為北京市委書記,取代了曾經負責抓捕「四五」示威者的吳德。他一上任就和北京市委開始考慮何時以及如何釋放那些因參加「四五」示威仍被關押的人;甚至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他們已經在準備可能發表的聲明草稿。 林乎加也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並且是華北組的組長。在葉帥與華國鋒見面和陳雲發言之後,他充分意識到氣氛正在發生變化,並於11月13日召開了北京市委擴大會議;會後他便以北京市委的名義發佈了一個公報,其內容遠遠超出華國鋒有關「四五」示威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的讓步。公報說:「廣大群眾在1976年清明節聚集到天安門悼念敬愛的周總理⋯⋯他們痛恨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犯下的罪行。這⋯⋯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動。對因此受到迫害的同志應當全部予以平反,為他們恢復名譽。」[7-54] 北京市委屬下、當時由林乎加負責的《北京日報》立刻刊登了這份公告。接著,出席中央工作會議的三位媒體幹部——新華社社長曾濤、《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和《光明日報》總編楊西光,他們還同時兼任中宣部副部長——大膽地決定在各自的媒體上報道《北京日報》的文章內容。第二天即11月15日,《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就以大字標題刊登了《北京日報》的消息:「中共北京市委宣佈1976年天安門事件完全是一次革命行動」。新華社也立刻宣佈不僅群眾從事的是革命行動,而且事件本身也是革命性質的。《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又在11月16日轉載了新華社的聲明。 通常,如此重要的政治聲明必須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但是這三位大膽的主編覺察到正在變化的政治氣氛,未經上面允許就冒險採取了行動。[7-55]胡耀邦責怪他們三人不但不告訴政治局,甚至沒有事先跟他打招呼。曾濤回答說,他們認為假如請示胡耀邦,他就要為這個決定承擔重大責任。那還不如讓他們來承擔責任,先把它發表出來再說。[7-56] 公告的發表在會議上掀起一股興奮的熱浪。不難理解,林乎加會擔心他的大膽舉動將招來批評。11月16日,文章在兩家報紙上登出後,他打電話問其中一個主編,那個頭條新聞是由誰批准的。當得到答覆說轉載《北京日報》內容的決定只是由主編作出之後,林乎加說,他可以為《北京日報》的文章承擔責任,但其他兩個主編則要為自己報紙上的頭條新聞負責。林乎加害怕華國鋒會生氣,又打電話給華國鋒作出解釋,並請求他諒解。讓他大感意外的是,華國鋒並沒有責怪公告的發表。[7-57]事實上,文章在報紙上發表三天後的11月18日,華國鋒竟然為《天安門詩抄》這本歌頌「四五」運動參與者的新書親筆題寫了書名。報紙還印發了華國鋒題寫書名的照片。一向好奇且政治上敏感的北京人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義:華國鋒同意為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華聽從了葉帥的勸告:順應正在變化的氣氛,以免被人拋到後面。[7-58] 11月25日華國鋒按計劃做了例行講話。這篇講話並不是檢討,而是宣佈他接受黨內的主流觀點,並打算繼續任職,即使這意味著他要代表與他先前贊成的意見完全不同的觀點。他同意1976年的天安門「四五」事件是一場真正的愛國主義革命運動,對參與者要全部給予平反。 華國鋒承認,他在毛澤東去世後繼續對導致批鄧的「右傾翻案風」進行批判是錯誤的。他建議,給1967年2月因抵制文革而受到陷害的人(「二月逆流」)平反,為他們恢復名譽;將彭德懷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為陶鑄案平反;摘掉給楊尚昆扣上的反黨陰謀分子的帽子,恢復他的組織生活並重新作出任命;對康生進行批判。 華國鋒承認,應當從事實出發,按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解決政治問題。[7-59]他還承認,大多數與會者感到紀登奎關於農業的講話仍不夠充分。華國鋒在講話中也不再提大寨這個樣板。他的講話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7-60]12月13日他又做了一次講話,承認自己也犯過一些錯誤。 通過對已經變化的政治氣氛作出讓步,並在一些問題上完全改變自己的觀點,華國鋒避免了一場內訌。[7-61]如他所說,他要維護黨的團結。但是有不少人認為,由於氣氛的決定性變化在當年夏天和秋天就已形成,並且在中央工作會議的前三天變得十分明顯,華國鋒其實沒有別的選擇。他被允許保留黨主席、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的位子。 通常當新的政策路線被採用時,擁護以往路線(現在被稱為「錯誤路線」)的人需要進行自我批評,宣佈支持「正確路線」。然而,華國鋒的一些親密同事並沒像他那樣圓滑地趕緊調頭。時任黨的副主席和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就堅決反對為大批幹部平反和打破毛澤東思想的束縛,他當時仍掌管著「專案」和宣傳工作。老幹部們認為,汪原本是作為毛的忠實衛士獲得了他不能勝任的職位;而他在兩年前逮捕「四人幫」時所作出的重要貢獻,又讓他保住了這個本來就不應屬於他的職位,並使他能繼續在這個位置上阻礙進步。華國鋒在11月25日接受了黨內的大氣候以後,有兩名與會者確信風向已變,於是未經協商就開始點名批評汪東興。他們斥責汪阻礙老幹部復出,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堅持「兩個凡是」,講鄧小平的壞話。其他人也加入了批評的行列,將汪看成給受迫害的幹部平反、擺脫僵化的毛澤東思想的最大障礙。 汪東興拒絕作出口頭檢討,不過他在12月13日會議結束時提交了一份書面檢討。[7-62]他承認自己在處理專案工作上犯了錯誤:「我對糾正冤假錯案重視不夠,行動不快,工作不力。」他也同意遵照中央的決定,將中央專案組和「五一六」專案組的材料轉交中組部:「我不能勝任自己的工作,⋯⋯我懇求黨中央免去我的這些職務。」[7-63]吳德和李鑫也受到了批評,張平化則在三中全會之後不久就被撤職。吳冷西、熊復和胡繩這三個筆桿子——他們跟華國鋒和「兩個凡是」站在一邊——受到了嚴肅但較為溫和的批評。 華國鋒和汪東興暫時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華國鋒的三個支持者——吳德、紀登奎和陳錫聯——也留在政治局內。迅速崛起的頭號領導人鄧小平對工作安排作了一些改變,但是他決定,已經作了檢討的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成員不必撤換。[7-64]他要避免對抗,以免讓國內外的人知道中國正在進行權力鬥爭。 中央工作會議不但為鄧小平取代華國鋒提供了推動力,而且成為一個高層幹部更坦率地檢討以往的錯誤、思考未來新路線的論壇。在小組討論中,一個又一個發言人介紹自己應付糧食短缺的工作經歷,主張國家有必要加大投入,徹底解決這個問題。對於許多領導人來說,這些討論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精神舒解的機會,他們可以公開承認自己過去不敢正視的失敗,這些失敗造成了他們親眼目睹的大量苦難與死亡。即使他們把主要責任推給上級,自己也不能完全逃避責任;對許多幹部來說,這是一個從未徹底癒合的傷疤。 有關農業的最大膽的發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組的發言。他認為紀登奎的建議不足以解決農業問題,並仍然反映著思想上受到的禁錮。胡耀邦還大膽主張,政治和經濟活動全部統一在公社這個單位是不行的。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黨必須想辦法提高農民和當地幹部的積極性。他說,如果集體所有制管理不善,調動不起農民的熱情,它也不可能有效率。[7-65]這些話是在表明他的同事對於把農業生產隊分解成生產小組的普遍支持。不過,當時的任何人,包括胡耀邦和萬里(他當時在安徽試驗在生產隊下面搞更小的生產組)在內,都沒有提到包產到戶和解散公社的可能性。他們知道,這種討論將在黨內上層引起很大爭議,動搖那些仍在試圖維持集體所有制的地方幹部的權威。[7-66] 參加分組會的人也討論了各種經濟問題。輕工業部部長梁靈光(後出任廣東省省長)強調了政治穩定的重要。他提醒人們說,1949年以後有三個增長相對較快的時期:建國後的最初幾年、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年–1957年)和大躍進後的調整時期(1961年–1965年),這些也正是政治比較穩定的時期。他還提出,應當優先發展輕工業,更好地滿足對日用品的需求。他多少有些超前地認為,要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在他看來,應當引進新的生產技術,並降低出口稅以增加出口。[7-67] 工作會議快要結束時,與會者轉向了另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哪些人應當增補進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央工作會議無權作出人事決定,但以後將作出這種決定的大多數人都參加了工作會議。由於鄧小平不想撤換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現任委員,因此與會者同意,為了在短期內補充新成員,只能擴大政治局。他們認為,以後只要有人退休或發現不合適的人,政治局的規模就會再次縮小。與會者接受了鄧小平「只進不出」的意見,以及新委員應當是「敢做事」的人。[7-68]西北組以舉手表決的方式推薦陳雲、鄧穎超、胡耀邦和王震進入政治局。[7-69]在工作會議之後的正式會議上,這些推薦都得到了正式批准。 會議上普遍認為,在經濟工作擺到第一位的時代,應當對陳雲這位經濟上最有智慧和經驗的專家委以重任。陳雲十分清楚,鄧小平在外交和軍事這兩個重要領域裏經驗豐富,而這正是他所缺乏的。他說,就最高職位而言,鄧小平是唯一合適的人。[7-70]但是與會者熱情推薦陳雲擔任黨的副主席。 鄧小平和陳雲能夠在工作會議期間團結一致,是因為兩人都決心給老幹部平反,為他們恢復工作。鄧小平實際上成了集體領導的代言人,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同時他已經和葉帥一起掌握著對軍隊的權力。但是,陳雲獲得了人事問題上的權力,幾周之內又接過了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權。就整體政治地位而論,也就是說,在決定政治大方向和挑選關鍵人選方面,陳雲與鄧小平平起平坐。 鄧為改革開放作準備 當鄧小平從東南亞回國時,工作會議已經開了五天,葉帥向他簡單介紹了政治氣氛的變化,建議他為自己的新工作作好準備。葉帥德高望重,論資格可以追溯至1927年的廣州起義,但他從不貪圖個人權力,現在則成了「擁立領袖的人」。葉帥深信,大躍進和文革的錯誤,是因為權力過度集中於一人手中所造成的。他促請華國鋒和鄧小平兩人合作共事,一起領導黨和國家。葉帥與鄧小平見面時,鄧小平同意應當加強集體領導,對個人宣傳加以限制。[7-71]華國鋒也接受了葉帥的勸告,在黨的政策內容上作出讓步,並且同意由鄧小平作為黨的主要代言人。儘管沒有舉行任何公開的慶祝,而且華國鋒名義上仍保留著黨政軍首腦的頭銜,但鄧小平按葉帥的建議,已開始為自己的新角色作準備。 在為新工作作準備時,鄧小平必須讓他的同事們放心,所以他要修改他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和三中全會上的發言稿。鄧小平與政治局常委見面,再次向同事們——他們都知道他跟毛的分歧——保證,他不會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毛主席為黨作出了卓越貢獻,黨不應當像赫魯曉夫抨擊史太林那樣批判毛澤東。他還向他們保證,國家要繼續團結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通過看每天的簡報瞭解情況,鄧小平觀察到了中央工作會議上出現的急切的樂觀情緒。這位老練的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資歷較淺的同事不要「被勝利沖昏頭腦」。他告誡說,中國不可能很快解決它的所有問題,不可以想當然地急於求成。[7-72]有一些難題只能留給下一代人解決。為了避免再次揭開文革的傷疤,他建議對此事進一步研究。就像他過去多次講過的那樣,他再次建議首先看大局,然後再想局部;先講大道理,再講小道理。他說,在吸收外國投資和技術之前,首先需要國內的穩定。國家只有穩定了,才能實現四個現代化。[7-73]因此至關重要的是,要避免讓群眾和外界產生中國存在權力鬥爭的印象。鄧小平給政治局常委的這些意見得到了採納,成為了黨的觀點。會議幾天之後,他的講話被印發給全體與會者。[7-74] 鄧小平現在要成為頭號領導人,因此他必須重寫他在工作會議閉幕式和三中全會上的講話。到12月2日,華國鋒在所有重大政策問題上都作出讓步之後,鄧小平把堅定的改革派胡耀邦和于光遠叫來,讓他們負責準備他在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這也許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講話。他當時正忙於結束中美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同時也在準備對越南可能進攻柬埔寨作出強硬反應。不過,至少從1969年到1973年下放江西以來,鄧小平就一直在思考這次講話中所要談到的問題。胡耀邦和于光遠得到了另外一些實際起草人的協助,並且像通常一樣,由胡喬木作最後的潤色。[7-75] 鄧小平很少為講話寫提綱,但是為了這次會議,他在12月2日拿出一份有三頁紙、共計1,600字的說明。他就講話的風格、內容和要點,向負責起草的人交待了他對稿子的要求。他對起草人說,講稿要簡明扼要,句子要簡短,聽起來鏗鏘有力。他要說明中國是多麼落後,多麼需要改革。12月5日鄧小平讀過初稿後,又向起草人逐行逐句提出他的意見。12月9日和11日他又兩次與起草人見面審閱新的草稿,並重複了同樣的詳細過程。 鄧小平在講話中並沒有提出新的政策,因為他既沒有時間,也沒有人手作這樣的準備。他向齊聚一堂的中共領導幹部概述了他在新時代的思路。講話反映著他對自己當時苦苦思索的一些大問題的想法:如何鼓勵新思想,同時盡量減少保守派幹部的抵制;如何既尊重毛澤東,又要擺脫他的路線;如何既保持樂觀,又要避免以後的失望;如何既維護穩定,又開放經濟;如何既給予地方幹部靈活空間,又能維護國家的發展重點。 在他為了與講稿起草人第一次見面而準備的提綱中,鄧小平列出了七個主題:(1)解放思想;(2)發揚黨內民主,加強法制;(3)向後看是為了向前看;(4)克服嚴重的官僚主義;(5)允許一些地方和部分企業先富起來;(6)在經營管理上「加强責任制」;(7)研究新情况,解決新問題。第二次見面時,鄧小平對起草人說,他決定把後面幾個主題合併成一個,在最後的講稿中只談四個問題。 在12月13日下午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鄧小平一開口就直奔主題:「今天我主要講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稱讚這次工作會議是1957年以來黨內最好、最開放的一次討論會。他說,要允許大家說出對真實情況的看法。「必須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確的集中。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太少。⋯⋯應當允許群眾提一些意見,即使有個別心懷不滿的人,想利用民主鬧一點事,也沒有什麼可怕⋯⋯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鄧小平無論在當時還是任何時候,都沒有提倡過不受限制的言論自由。事實上,當人們開始在離天安門不遠的地方把自己的觀點張貼到牆上幾天之後,鄧小平就在11月29日表示,「民主牆」上張貼的一些言論是錯誤的。 鄧小平既要讚揚毛澤東,又要為脫離毛的某些政策留出空間。他說:「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卓越領導,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毛澤東同志不是沒有缺點、錯誤,⋯⋯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總結一下⋯⋯但是不必匆忙去做。」他再次重複了自己的觀點,認為毛澤東犯過錯誤,他本人也犯過錯誤,任何想做事的領導人都會犯錯誤。他表達了黨內高層的一種主流觀點:中國的兩次大災難——大躍進和文革,是由於制度造成的,這種制度允許一人統治,容不下不同的聲音。因此中國需要建立法制,這樣的話一個人不管能力有多大,都不能由他一個人說了算。法制一開始可能不健全、不完善,但可以逐步使其變得公正合理。 鄧小平實現現代化的戰略,與毛澤東依靠精神鼓勵搞大躍進的做法截然不同。他說:「調動積極性不能沒有經濟手段。少數先進分子可以響應號召,但這種方法只能短時間內有效。」[7-76]鄧小平認為,必須建立一種制度,通過提拔和改善生活條件,獎勵那些促進科技和生產力發展的人。鄧小平還特別提出,要給地方幹部更大的靈活性,讓他們發揮主動精神。 鄧小平說,集體負責論實際上是「無人負責」。他主張將責任落實到個人,同時承認為此必須給予個人權力。當他在1975年對下級幹部說要敢想敢幹時,幹部們擔心毛澤東會在政策上變卦;而他在1978年再說這些話時,聽他講話的人已經不必再為政策的變化擔心了:他們覺得幹勁十足,要努力為國家做事,即使在這個過程中會犯一些錯誤。 鄧小平支持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們的原則是有錯必糾。」但他堅決反對人們向過去整過自己或自己親友的人「算賬」。為了避免冤冤相報,平反工作要快,不能拖泥帶水。「但是,」他說,「搞清楚每個細節既不可能,也無必要。」不應糾纏於文革,因為他知道這只會造成分裂,可以讓時間去解決問題:「安定團結是頭等大事。」對參與過打砸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決不能重用。但是,對犯過錯誤但作了真誠檢討的人,要給他們機會。然而,鄧小平也特別提到一點:黨對那些今後再犯錯誤的人將更加嚴厲。[7-77] 鄧小平試圖提前考慮一些新政策可能帶來的問題,並淡化那些將會對新政策不滿的人的敵意。他知道不平等會增大——由於即將發生的那些變化的速度和中國人民的多種需求,「一部分人會先富起來」。但是他說,其他人以後也會有機會,先富可以幫後富。他告誡說,可能會出現一些他本人和其他領導人都不熟悉的新問題,但是要以黨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為重,要「不斷學習」。[7-78] 鄧小平雖然沒有說得很具體,但是他打算開放一部分市場。他對同事們說,不要擔心市場會帶來經濟混亂。他承認,在負責整體計劃的人和獲得更多自主權的地方幹部之間會產生一些矛盾。利益衝突可能比以前更嚴重,但是他認為,從長遠看,生產力的發展會使這些問題得到解決。[7-79] 為了對即將到來的很多變化作好準備,鄧小平建議黨的幹部學習三種知識:經濟學、科學技術和管理。他具體說明了應當如何評價幹部:對經濟單位的黨委進行評價,主要是看它採用的先進管理方法的情況,它在技術創新上取得進步的多少,它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程度,和它的利潤增長狀況——而這是以其工人個人收入及提供的集體福利作為部分衡量標準的。與會者急切地想得到在這種新環境下的更具體的指示。通常每次工作會議最後的重要講話之後,參加者就會散會;但是這次鄧小平講話之後,會議又延長了兩天,以便來自各個地區的小組繼續討論如何貫徹落實鄧小平講話中的新指示。[7-80] 鄧小平講話中的很多思想,對於西方的工商業管理者來說就像常識,其中一些思想甚至能從中國1949年以前和1950年代初及1960年代初較穩定時期的政策中找到來源。但是對於1978年領導國家的人來說,鄧小平這些思想代表著從根本上擺脫毛澤東時代。與會者有理由期待,那個由大規模群眾運動、階級鬥爭、僵化的意識形態、英雄崇拜、高度集體化和全面計劃經濟所構成的痛苦時代終於結束,中國開始進入可控狀態。 三中全會:1978年12月18–22日 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星期一在京西賓館召開,而中央工作會議上週五剛在這裏結束。在參加中央全會的委員中,有超過一半的人也參加了工作會議。但是參加全會的還包括全體中央委員——他們都擔任黨政軍要職,而出席工作會議的則包括另外一些能夠提供宏觀理論視野的黨內領導人。在星期一的上午和下午,沒有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委員們在其他人到來之前,聚在一起閱讀了鄧小平、葉劍英和華國鋒在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便能夠統一認識。接下來的三天是中央全會的正式會議和分組會,擔任組長的人與工作會議的分組會相同。 從某種意義上說,三中全會是中央工作會議精神的慶祝會,是向中國民眾和外部世界宣佈新路線得到正式批准的儀式。通常全會的序號是與此前的黨代表大會聯繫在一起的,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帶來的變化是如此巨大,因此當中國人只簡單說「三中全會」時,聽者都很清楚所指的是哪一屆三中全會。在中國人眼裏,三中全會標誌著使中國轉型的「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開始。雖然改革開放其實是由華國鋒啟動的,但它是在鄧小平的領導下實現的。 按中央工作會議取得的一致意見,華國鋒保留了他的正式頭銜:黨的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則繼續擔任他的職務:國務院副總理、黨的副主席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但是外國媒體和外交界像中國民眾一樣,很快就明白了副總理鄧小平實際上已經成為頭號領導人。早在11月23日,即華國鋒11月25日講話的前兩天,香港記者就向到訪的美國專欄作者羅伯特・諾瓦克(Robert Novak)說:「鄧小平只是副總理,但他現在掌管著中國的集權政府。」[7-81] 在三中全會上收穫最大的是陳雲。三中全會之前他甚至不是政治局委員,在全會上他卻成了政治局常委。全會最後一次全體會議正式成立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雲被任命為第一書記。他取代汪東興獲得了對需要平反的案件最後拍板的權力。不難理解,很多老幹部的案件將在以後幾年得到平反,使他們得以回來工作。 通常最高領導人都要在全會上做主題報告,但是由於華國鋒是名義首腦,鄧小平才是頭號領導人,因此很難決定由誰來做這個報告。全會的組織者解決這種尷尬局面的辦法是取消了報告,但他們實際上把鄧小平之前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看作是給黨的工作定下了基調。雖然華國鋒主持了最後的會議,但與會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兩個在全體中央委員面前相鄰而坐,真正握有實權並且今後將領導國家的人物身上:鄧小平和陳雲。東北組的組長任仲夷說,就像遵義會議代表著毛澤東思想對教條主義的勝利一樣,三中全會代表著黨內民主討論的優良傳統對「兩個凡是」的勝利。[7-82]在會議結束時的講話中,陳雲用了另一個類似的說法,他認為就像延安整風帶來了團結,使黨能夠在1949年以後領導國家一樣,中央工作會議也帶來了團結,使黨能夠領導國家實現四個現代化。[7-83] 沒有加冕禮的權力交接 在世界政治史上,很難再找到這樣一個例子:一個人成了一個大國的領導人,卻沒有任何公開、正式的權力交接儀式。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而在三中全會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他依舊是黨的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軍委副主席。不僅沒有為他舉行的加冕禮或就職儀式,甚至沒有公開宣佈他已經登上了最高職位。是哪一些奇特的環境因素結合在一起,導致了這種不同尋常的情況?它又會帶來什麼後果? 在三中全會期間,中國的領導層想避免讓民眾和外部世界產生中國正在發生一場權力鬥爭的印象。華國鋒在1976年剛剛上台,最高領導層擔心領導班子的突然變化會導致國內的不穩定,損害中國吸引外國資本和技術的努力。在此後的兩年半裏,鄧小平確實把華國鋒排擠到了一邊,並成為了無可匹敵的最高領導人,但他是通過一個相對有序的過程一步步做到這一點的,因而沒有使中國民眾和整個世界感到不安。 黨內高層沒有給鄧小平任何新的頭銜,還因為他們擔心讓一人大權獨攬的危險。他們認為,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就是由擁有全部正式頭銜的毛澤東專斷行使其不受約束的權力造成的。如果繼續掌權的是華國鋒,就不必有這樣的擔心。在華國鋒當政時,葉帥等人擔心的不是他權力過大,而是他權力不夠、很難有所作為。然而對於鄧小平,他們就有擔心的理由了。鄧小平充滿自信,做事堅決果斷,穩健踏實,因此他們害怕鄧有可能變得跟他的導師毛澤東一樣。於是他們決定不給他全部頭銜,並在他和另一個旗鼓相當的人——陳雲——之間維持權力平衡。給鄧小平實際權力,卻不給他正式的名銜,這種奇怪的安排能夠運轉,是因為大家都明白內情,也因為鄧小平本人更感興趣的是實權,而不是名銜。他願意在沒有正式名分的條件下接過工作,不要求公開張揚。 從1978年12月的三中全會到1979年12月,當鄧小平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開始架空華國鋒時,他和華國鋒在公開場合的發言中談起對方時仍然保持了相互的尊重。他們都想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使中國變得強盛,也都願意採取務實靈活的作風。但是在1979年華國鋒畢竟仍是主席,而鄧小平行使著非正式的權力,兩人的關係難免特別尷尬。如果攤牌的話,鄧小平的非正式權力足以壓倒華國鋒名義上的權威,但鄧小平像他的同事一樣,力求避免任何公開的不和。華國鋒繼續主持會議,在公開會議上仍然代表黨和政府。不僅他自己是政治局常委,他的一些支持者也是常委。他擁有葉帥和李先念這兩位老資格顧問的支持,他們擔心一人獨裁,主張集體領導。在1979年,用西方的話來說,華國鋒是個不能當家的軟弱的董事會主席,但他仍有一些支持者,他們的觀點也不能輕視。鄧小平當時還沒有成為高居於華國鋒之上的頭號領導人,他尚未配備好自己的團隊和自己的統治架構。但是鄧小平有權有勢,又具備削弱華國鋒權力基礎的政治技巧。到1979年夏天,鄧小平要收緊控制、建立更有效的統治架構,便開始逐步削弱華國鋒並終於讓他靠邊站了。 當三中全會上開始提升鄧小平的權力時,離天安門數百米遠的地方,示威者們正在往牆上貼大字報,他們直接或間接地支持鄧小平,批判林彪和「四人幫」;有些人甚至大膽抨擊毛澤東本人。沒過多久,一些大字報甚至開始批評中共和鄧小平。這些大字報不只讓鄧小平頭痛,還迫使他處理一個在他擔任頭號領導人期間始終糾纏著他的問題:應當允許多大程度的自由?黨和政府應當以何種尺度和方式為異見的公開表達劃定界線? [7-1]Pau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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